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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忧心如焚正是重建传统的契机

日期:2012-11-13作者:admin点击:2015转播到腾讯微博
摘要:不同于西方基于长期战略提出的“软实力”,杜维明认为,中国的文化重建,需要立足于当下人人心中的担忧。这是“文化自觉”,也是传统重建的契机

文 | 李岷   编辑 | 蔡钰

【《中国企业家》】2010年在自己的哈佛大学退休报告会上,教授杜维明被学者王德威打趣地告诫:“小心被harmonized”。打趣的典故是,杜维明退休后的计划是返回中国,在北京大学的高等人文研究院任职,传播他所推崇的现代新儒家思想。

他称自己为“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关注传统文化如何与中国现代化接轨。1980年代起,杜维明便是中国文化学术圈里的红人。当时,思想解放、中西碰撞是中国社会具有时代特征的深刻景观,杜维明携着他对儒学现代化的研究往返于中美之间,为很多人卸下思想上的负担与误解,启发了人们对西方、儒家、传统的再思考。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一头扎入经济建设,除了商人与商业,其他人士在其它方面的诸多诉求与幻想皆主动被动破灭,类似杜维明的人与声音,似也一度淡出中国。但,没有精神依托的人与社会,终将惶惶如丧家之犬。20年过去,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必须盘整文化、在精神上再度出发的时候。

今年将满72岁的杜维明,看上去只有五六十岁的年纪,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

中国经济的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又充满怨气,你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与文化学者,怎么看中国当下内外面临的一些困境?

杜维明:中国外部环境有陷入孤立的趋势,让我们感到忧心如焚。特别是美国,几乎对中国形成围堵。有些问题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举个例子,据我了解,5 年、10年前的日本民众对于中国,80%的认同是正面的;后来出了毒饺子问题,自那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认同率就下降,现在到了29%。而日本对美国的信赖度超过89%。假如我是一个日本领袖,我不会向中国倾斜,因为民意对中美两国的认同差距太大了。

美国现在不仅进入东盟,还加了一个澳大利亚。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不太相信“围堵”是美国长远的策略,这背后可能有它竞选的原因,有共和党、劳工、金融风暴压力问题,它自己内部是千疮百孔。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如亨廷顿说,它一直要找到一个敌人(来对标)。在“二战”时,敌人很明显,二战后,一开始是俄国,后来是日本,现在则是中国。亨廷顿说美国有近忧与远虑,近忧就是伊斯兰文化,远虑就是儒家文化圈,以中国为首,东亚包括在内。我怀疑美国现在的外交受亨廷顿影响。

内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诚信底线守不住,这恰恰是传统文化没有起作用,有人说这是两千年的专制所致,完全是瞎说!你看现在从北京到南方任何一个城市,每个地方都贴着劝人为善、有道德、要和谐的标语,这说明什么呢?

两千年文化的流失,是怎么发生的?

杜维明:传统的崩溃是慢慢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先是军事的崩溃,接着到工业、到政治组织、再到社会风气,最后一道防线是文化认同。标志事件就是“五四”。今天小学生谁不知道鲁迅,不知道阿Q?但有谁知道王阳明和朱熹?“五四”之后,一部分中国人把中国最糟粕的东西与西方最精华的东西相比。但我对这些人不仅不批判,反而认为他们做了很大贡献,因为这些人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另外它是有策略的。它的策略是让中国人为了救国,必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靠的就是这个力量。“五四”时没人知道马克思,只知道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经验论,讲的是自由与人权,科学与民主,后来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内,大家突然都认同马克思?因为前苏联的革命成功。苏联革命成功似乎意味着:那是最先进的西方思想,又是最反西方的思想,前者满足了我们对传统的反叛,后者满足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的愿望。但当时对传统的心态不对。

人们说“改革开放30年”,我不太接受这说法,我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是在19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以后。前面十多年的改革逐渐形成极端的西化。

所以你认为最近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传统的无视与反叛,是当下我们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杜维明:这么说吧,中国一百多年来,“救亡图存”动力非常大,从老百姓到政府,都是这样。在“文革”的时候,大家把这股劲全放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上上下下全部力量又放在经济上,一切向钱看。市场在很短时间内起来。你去北京大学,要间教室做什么,都要收费,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吗?美国是商业社会,但哈佛哪个教室都可以借。传统汉语里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现在变成economics。就算创造economics这门学科的主人——亚当·斯密——有人到他的墓地,他给自己的评语是“这里埋葬的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创建了一个道德哲学,而不是经济学。

中国在向外学的时候,出了几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心情太急迫,通过尽量贬低儒家向西方学习,彻底要摧毁儒家所谓的封建传统,把儒家糟蹋成“阿Q祥林嫂小农经济封建家族加权威政治”,西方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好得不得了。这对西方完全是过分的夸赞。我1962年到美国时,黑白种族问题其实都没解决。再一个问题是,斗争哲学延续下来,导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我在路上跟人说“您好”,他会觉得很紧张。儒家要求的温良恭俭让品质,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不健康;说谁是一个好人,他马上反应“你不要骂我”。一个民族本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结果鸦片战争后,每十年都迎来变化,这个频率太高,以至于传统文明最终崩溃。

你对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里存在发展的信心何来?

杜维明:上面说到亨廷顿。我跟亨廷顿很熟,他快去世时我们还在一起讨论,他说如果文明有所冲突,那么对话有所必要。这是我跟他的共识。亨廷顿说,儒家可能有权威主义倾向,这毫无疑问,但儒家其实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如果外在条件有所改变,儒家社会走向民主,也有可能,这跟基督教社会走向民主没有差别。儒家的人格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远远要比在一个专制权威社会里发展得要好。因为儒家讲“人的全面发展”,如果人全面发展,就需要自由、理性、法治、人权、隐私权与个人尊严。儒家本身有很多丰厚的价值,西方价值体系反而对一些东西是照顾不够的。现在开始,整个美国的制度和价值取向都在改,对很多事情都在 Re-thinking,觉得核心价值还不够。

目前来看,重建传统的可能性有多大?

杜维明:很大。燃眉之急的问题就是发展文化。我不喜欢“软实力”这个词,我宁可说“文化的魅力”。软实力这词是西方提出来的,是它们深刻、长期的战略考虑,并不只是好莱坞,不止麦当娜,不止硅谷,不是那么简单。内地现在一个学术项目,50万元人民币,三年,那么多人分,高兴得不得了。美国的学术研究投入,说出来吓人,随便一个什么项目,初期先给20万美金。德国一个汉学项目,六年,拨款1000万欧元。这是人家在发展它的文化魅力。而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花成千万的钱在纽约广场搞一个标语、找游说公司通过媒体发表几篇文章,自认为在建设“软实力”,这是无知。

我之所以说重建可能性很大,是因为中国现在有了“文化自觉”。如果大家不忧心如焚,肯定完蛋,现在人人都忧心,这就是契机。现在有没有人说儒家要打倒?以前只有少数精英说不能打倒。1985年我在北大讲儒家哲学,当时有兴趣的人很多,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认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之前,只有梁漱溟在这讲过这课,而那是1923年,所以你看从1923年到1985年,断了这么多年。……本报道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中国企业家》杂志2012年第4期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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