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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五四”把孔子糟蹋到底了

日期:2012-11-13作者:admin点击:3979转播到腾讯微博
摘要:杜维明风尘仆仆,阔别大陆数十年,如今以七十高龄,回国主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希望为中国开辟新的人文领土。

杜维明

南都周刊记者_ 洪鹄 发自香港 实习生 朱江燕 摄影_孙炯

著名儒学思想家。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9岁举家赴台,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哈佛东亚系主任,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0年,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既然决定办高研院,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杜维明风尘仆仆,阔别大陆数十年,如今以七十高龄,回国主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希望为中国开辟新的人文领土。

杜维明数不清32年来他来过大陆多少次了。

“1978 年,是我9岁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当时我参加的是美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海洋代表团,他们希望有个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随团去,我就自告奋勇来了。”坐在飞机上,杜维明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主动要求身旁的美国同事跟他换位置,“靠窗的给我坐吧,让我好好看看神州大地!”

今年4月,哈佛的同事为杜维明开生日会兼告别会。70岁的杜维明即将从哈佛退休,远赴北京任新成立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老友王德威打趣地告诫杜先生:“小心被harmonized(和谐)!”

老友们普遍对杜维明的赴任表示担忧。留在哈佛,继续教课、写书,这条路平顺笔直,杜维明也已一路欣然走过。而离开会碰见太多的未知数。“已经七十了,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

“如果您受不了北京的沙尘暴,新英格兰的暴风雪,那么伯克利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杜维明曾经的学生,现任伯克利东亚所所长的叶文心写信来说。

五六年前,杜维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后期,逐渐有了和北大创造一份“共业”的念头。由美国铝业大王马丁·霍尔捐赠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80多年以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杜维明在想,能不能再建一个类似的跨文化交流中心?

2008 年,杜维明申请的高等人文研究院本来已亟待成立,具体的办学方式杜维明“还在摸索”,哈佛方面希望他能留任,提出和北大“一半一半”——让杜维明半年在北大、半年回哈佛。杜维明也有点犹豫,毕竟他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年底,他突然查出了肿瘤。医生认为是很严重的癌,大家的预期都很坏。然后开刀,很大的手术,化验结果是良性。杜维明深深觉得,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既然决定办高研院,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

在今年香港书展位于会展中心面海的会议室里,杜维明坐在记者面前,语气沉着稳健。70岁的杜维明风尘仆仆,比想象中年轻,且仍然高大、挺拔。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选择在这一天正式挂牌成立。

这一次,杜维明知道他会在大陆呆很久。

对话杜维明

办高等研究院,是为了保持人文传统

高等研究院的四大目标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您想创造一份“共业”,让哈佛和北大密切合作?

杜维明:中美两国现在的交流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商业、军事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很欠缺。严格来说,哈佛至今都很封闭。它对印度的研究、对伊斯兰的研究多少年来几乎没有,都是这几年刚刚开始。而哈佛对中国的理解也很狭窄,很长时间里它都只能在香港获得所谓的“难民经验”,剩下来的就是大陆官方的声音,完全缺乏个体的、普遍的了解。这样的情况1978年之后开始慢慢改变,但是真的很慢。

北大呢?我觉得北大应该有创意。清华率先重建了国学研究院,北大给人的感觉是一直扎实地做基本工作。几年前我和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聊,他搞生化研究的,吴志攀副校长也在,他是法学出身,他们都认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说这是北大的传统不能丢,问我能不能多来上上课。我就提出了办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想法,希望能在人文这一块开拓出新的领域。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和一般的研究机构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特征和理念是什么?

杜维明:高等研究院这个模式最初发源于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在美国盛行。最有名的就是普林斯顿的Advanced Institue,其中最有名的是它的物理,爱因斯坦他们都是那里的。它目的不在教书,提倡做高端学术研究,直接说来就是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南都周刊:能否具体讲一下您打算开拓怎样的新领域?

杜维明:我现在有四个议题。第一是“文化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各个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是想探索“文化认同”这个理念。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往就是东西方之间,中国和北美,中国和西欧,当然这一块会继续对话下去,以前我们总习惯拿自家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明的精华去比,这不公平。现在我希望看到——西方经过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儒家核心价值,能不能进行平等对话?除了东西方之间,我还希望能开展中国和拉美、中国和伊斯兰的对话。在哈佛的时候,我们曾经举办过一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对话,从哲学角度讨论知识社会和精神性的感知。中印自上世纪60年代边界冲突以来,还没有过真正的文化交流,现在这个对话将会继续下去。

第三个议题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最后一个是21世纪儒家、儒学的创新。

南都周刊:儒学将是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的基础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一个话题或者方向?

杜维明:不是。儒学不是一个基础,儒学只是在面对问题时的一个选择。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的模式似乎正在国内兴起。

杜维明:五年前我刚提出要办高等人文研究院时,大陆还没有一个大学有自己的高研院。如今几年时间过去,已有一批高研院飞快地成立了。今年年后我开始频繁地来北大,就这六个月的时间,北大就成立了好几所。其中最大的要数汉学基地,北大拿出几千万做的一个汉学研究中心,由袁行霈先生牵头,希望能把国外资深的汉学家请过来,更要让北大培养出自己的年轻汉学家。还有汤一介先生任院长的儒学研究院,以及宗教文化研究院等等。

之前北大也有各种“中心”超过两百个。有人开玩笑说,北大一个教授就是一个中心。但那些基本是虚体,不给你经费,也没有房子,你要成立就成立,成立了就自生自灭吧。现在高研院不一样。我们有目标,有北大给拨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些弹性的。

南都周刊:除了北大拨款,高研院的经费您考虑接收个人捐赠吗?

杜维明:当然(笑)。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到处在化缘,这是之前我在哈佛从来没做过的事,是个大挑战。

南都周刊:之前您所在的燕京学社,除了霍尔先生捐赠的初始基金,它每年的经费是怎么运作的?

杜维明:我在燕京完全没有筹款的经验,也没有筹款的必要。燕京的经费是靠投资,我们把资金摆到哈佛,让哈佛来帮我们投资,但这笔投资是我们的,完全独立于哈佛。我们有一个燕京学社九人董事会,其中三个人代表哈佛校方,三个代表以前的燕京大学,三个是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基金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美元,每年拨给你用4%,就是500万到600万美金,足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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