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介绍Presentation

“文汇讲堂”是沪上平面媒体首创的大型公益性讲座,是文汇报于2005年11月起创办的一个强势栏目。旨在通过文"汇报的品牌号召力,邀请中外大师名家、高端人士、文化名流、学术精英以及备受老百姓所关注的新闻人物,登上“文汇讲堂”,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每期讲座突出现场感、开放性和互动交流的特色,使知识传授和思想碰撞的过程变得趣味横生。

您的位置: 首页»文汇讲堂»见报实录»详细内容


杜维明主讲:“仁”的民族认同和世界意义

日期:2012-12-03作者:admin点击:6169转播到腾讯微博

点击图片查看PDF版

  11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做客第58期文汇讲堂,主讲《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学》。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杜维明回应“仁”的疑问
  我提出用郭店的“上身下心”解仁,受到了一位复旦大学文字学专家的质疑,他认为文字声韵学的通例,“解字”训读的方法不可取,因为形声字的声符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忠告我衷心接受,其实我从来不采取这种“解字”方式,而且北大庞朴先生在多年前已提醒我上面的符号是声符。不过我认为郭店的文献把仁写作身心(附上几个字符,见右图),对在义理上强调仁的主体性是一大佐证。更重要的是,因受许慎《说文解字》的影响,学者多半以“相人偶”强调仁的社会关系,对此必须重新诠释。
  (杜维明,11月30日)
  
我和儒学
  30多年与世界顶级人文学者沟通对话中,对儒家哲学经历了反思、深入、丰富、发扬的过程
  哈佛大学的思想碰撞告诉我:一定要把儒家哲学放到轴心文明的视野中研究
  我从1954年(14岁)开始接触儒学,1962年从东海大学到哈佛大学时,虽然内心基本认同儒学,但总是抱着开放的心态,所以,每当和基督教等其他思想发生碰撞后,便经常反思原先接受的儒家观点。我本就不是为捍卫儒家传统而认同儒家,为的是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事实上任何伟大的传统都有其阴暗面。
  很幸运的是,在哈佛大学我有机会和美国顶级的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家探讨儒学。当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学家叫帕森思,他把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带到了美国,我上他的《宗教社会学》的课程,他提到韦伯对儒家的解释:儒家认同这个社会,从而接受了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就很容易和现实权威结合,故在抗议精神、转化世界的力度上无法和新教伦理相比。我听了感觉很不安,就在他的办公时间去和他讨论。我说:儒家认同人伦社会,但同时又能够转化这个社会,具有抗议的精神。两天后的大课上,有100多学生,他说:我要修正上次对儒家的说法,杜维明同学与我交谈后,我觉得也许韦伯视儒家认同现实政治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可能是在认同的基础上还要转化。他问我:“能否说儒家是要社会保持和谐,但和谐并不是完全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我说这一点我赞成。
  那时我很感动,在台湾罕有教师公开认错;我也很受震撼:感觉儒家思想定能被更多人接受。
  通过他,我结识了研究轴心文明的顶级学者贝拉,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比较学的史密斯,又认识了比较文化学的学者艾森斯塔德,他是研究轴心文明如何转化出现代文明,也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和他们交流以后,我意识到要了解儒学就要放在全球文化发展的视野中,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轴心文明中。公元前600年到1000年,世界上出现了几大文明——犹太教(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南亚的兴都教和佛教,在中国有儒家和道家。它们彼此之间曾有相互碰撞交互的例子,但主要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取代或消灭另一种文明,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显示出多元、海纳百川的气概。1948年,雅斯贝尔斯将那个时代称为人类的轴心文明,并指出,人类文明2000多年至今,仍受到四个典范人物的影响:苏格拉底、孔子、耶稣和释迦摩尼,今天还应加上穆罕默德。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好像和他们关系不大,但是他们影响了我们人类的精神文明。儒家文明是四大文明的一部分,轴心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儒家思想,这是不可质疑的。
  “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对西方完全是学生的态度,导致对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1966年,我通过哈佛博士口试以后,回到东海大学教《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讲Identity的问题。这是当时哈佛大学重要的心理分析学家艾里克森提出来,是我首次把它翻成“认同”,现在有些社会学家翻成“身份”。无论身份或认同,都涉及文化心理,我们有认同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的欲望和需要。世界上文明有古有今延绵不断的,只有中国文明,这方面我相信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历史意识特别强,这源于慎终追远的历史记忆,比如,孔子的诞辰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就是有考证的。其他几个文明创始人的生日比如佛祖和耶稣都无法考订。
  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理应变成一种凝聚力极强的文化认同。但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变化极快但集体记忆极难保存的民族。我们都患了“集体健忘症”,忘却乃至主动地不再记忆。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人、知识人,自觉地消解我们的文化,不仅消解,还自觉地破坏、摧残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有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五四”反传统,我为何又要说我是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呢?从事儒学研究的大多数都不认同“五四”,但“五四”的抗议精神对我很重要。我认为真正鼓舞“五四”青年做出激烈反应的是儒家的文化中国理念——救亡图存变成每个人的关怀。
  “五四”时期,本来应同时解决四个问题——融于民族文化心理中最关键的核心价值、批判传统中阴暗面、吸收最优越的外来文化、批判外来文化中的糟粕。但我们患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四个问题本来是四位一体,却把整体的问题简化成面和线乃至于点的问题,认为古今中西是绝然对立的观念。这样就把儒家所代表的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一谈到儒家就是一个等级社会、男性中心主义、小农经济、封建、专制,没有任何创造力;而谈到西方就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所以,西方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而我们则一无是处。胡适那代知识分子,对美国完全是学生的态度。冯友兰80岁后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致辞说:“成为杜威的学生,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相形之下,我和哈佛教授的关系是朋友,最多是师友之间。
  正因为我们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弘扬的没有弘扬,健康的儒家传统没有传承下来;而对自己传统的全盘否定,也决定了从西方所引进时态度的粗暴——并非最优秀的部分被引进了。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信念全部崩溃,儒家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人心理都沉沦到下意识层面去了。

第一页
上一页
1
2
尾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