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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崐成-寻找中国在海洋中的定位

日期:2010-12-27作者:叶辰亮点击:6266转播到腾讯微博

傅崐成在文汇讲堂演讲

                            傅崐成(左)和黄硕琳对话                 

 

    中国有14000公里的海岸线,还有4000公里的岛屿线,加起来18000公里长,位居世界第十。但仔细察看,我们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一延伸出去就和邻国重叠,往大洋延伸出去的外大陆架则基本没有,南海仅有少量,也和邻国的大陆架高度重叠——这使得中国仿佛一个巨人,却无法伸展手脚,而我们却有13亿人等待着食物、能源、安全、休闲、发展的提供和保障。
    
    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海洋是人类未来前途之所系。600年前,我们曾经一度是全球航海技术的领先者,但从未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大国。今天,寻找中国在海洋上的定位,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所以,这次的演讲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动态的视角介绍当前海洋资源的分配、文化资产的保护、环境以及航行安全、国防利益的世界格局;二是从中探讨中国应有的立场和可能的应对。
    
海洋中第一重大的渔业利益
    
    海洋中第一重大的利益是渔业利益。地球上90%的动物蛋白质存在于海洋中。有海洋学家指出,仅仅海藻每年的产量就是全世界小麦年产量的15倍,适度培养某些海藻还可帮助吸收全球的碳排放。
    
中国目前鱼产品人均食用量并不理想,仅仅达到世界平均数
    
    在不破坏平衡的条件下,海洋每年可向人类提供30亿吨水产品,以全球6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476公斤,平均每月39公斤。单单从蛋白质的产量来看,海洋能生产蛋白质4亿吨,是人类对蛋白质需求的7倍,所以海洋是人类重要和健康的食物来源。
    
    海洋中高蛋白鱼类的丰富和高价超过人们的想象,但全球80%的鱼类已被过度捕捞。2008年公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中提到,长期过度捕捞导致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出现难以逆转的严重退化。日本人均每年差不多食用鱼产品58公斤,中国人均每年平均仅大约20公斤,勉强达到国际平均水平。虽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内具有商业捕获价值的鱼种很有限,但在公海里存有大量海洋哺乳类动物,以及其他多种高度洄游鱼种。此外也有一些非高度洄游的洄游鱼种,像鲻鱼(台湾称为乌鱼),每年冬天南游产籽,台湾渔民大量打捞乌鱼籽,晒干论两卖,和黄金一样贵。还有一些溯河产卵鱼种,如三文鱼和降河产卵鱼种,如鲈鳗。这些都是很有经济价值的海洋鱼类种群,是人们捕捞的主要对象。
    
要改变远洋捕捞量仅占7%的现状,中国要参与各类国际渔业立法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但远洋渔业的捕捞量只占7%左右,水产品总量的90%以上来自养殖。我们有100多家远洋渔业企业,年产值只有100多亿元,是非常弱的远洋渔业国家。要解决远洋捕捞产量低的现状,就必须面对国际海域的渔业执法。其中之一是国家管辖权的冲突,中国渔船包括台湾渔船在海外经常被查扣,经常被指责为IUU(Illegal,Unreported,Unregulated)渔业船。
    
    目前国际上有三个层级的渔业公约: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5年的《跨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协定》,以及各个地区的区域性跨界鱼类种群协定或安排。这些公约中有一些非常严苛的规定,不利于中国对远洋渔船的管辖。比如,中西太平洋是我们一个主要大渔场,主要包含了“太平洋论坛”的16个岛国的附近水域。按照这一区域协定,对于涉嫌从事IUU渔业的船舶,一旦被查扣,船旗国的官员如果“三天”不到现场,管辖权就要“暂时让渡”给其他国家。如果船旗国事后处罚该船舶的程度不能令人满意,该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就会抵制你的鱼产品和渔船。类似的规定使得我们发展远洋渔业愈发困难。
    
    面对种种困难,中国必须加快改善本身的远洋渔业管理。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渔业管理机构,并调整本身的渔业法令。对于目前各国重视的预警机制,需要早日计算出主要目标鱼种数量的“管理参考点”和“养护参考点”。当某个特殊鱼种的生存数量降低到管理参考点时,要设定配额和限定数量来捕捞;如降低到养护参考点,就要全面禁止捕捞以防止该鱼种的灭绝。计算这些数值,达到最合理利用量,需要科学家、渔业专家的努力。当然,对于远洋渔民的人身安全和被扣风险,也要多加照顾。
    
    加强两岸渔业的合作也不容忽视。台湾因为陆上资源匮乏,很早就发展出了较强的远洋捕捞技术与能力。例如,全球只有60多艘大型围网渔船,上面载有直升飞机和布网用的小艇,台湾就有42艘。如何连接两岸的远洋渔业,共同追求其中的利益,管理渔业,保护渔民,有待两岸人民的努力。
    
发展休闲渔业和游艇业,有助培养年轻人的海洋意识
    
    因为中国沿近海的商业捕获前景有限,休闲渔业以及相关的游艇事业已经成为当下沿近海渔业发展的新希望。很多欧美国家平均每15、16人甚至7、8个人,就拥有一艘游艇。中国在大陆约有几百艘,香港大约2万艘,台湾几百艘而已。发展休闲渔业和游艇活动能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去享受海洋,去享受探险,享受操控船帆的乐趣,培养进取的精神,建立真正的海洋意识。
    
海洋环境保护与海岸带管理
    
    中国还需要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海洋的污染来自陆源污染、船源污染、大气源污染、海洋倾废等。国际海事组织(IMO)为了防止船污,从1970年至今陆续推出了三种海洋保护区制度:特别区、特别敏感海域、排放控制区。海洋保护区发展近年来速度惊人,到1994年,数量扩大了10倍,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千个海洋保护区,但总体而言,全球海洋保护区总面积只占海洋总面积的1%,比陆地上的保护区9%还差很多。
    
    由于人类几乎半数居住在沿海地带,因此整体海岸带的管理需要综合治理。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是世界上首个管理条例,很值得骄傲。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应该主动展开全球谈判,以先进的法律影响他国立法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是一个大课题。元朝曾两次东征日本,都因遇到台风,舰队沉入东海,但至今尚无有关的全面调查报告。台湾海峡已有非常详细的调查,其下至少有112艘沉船。
    
    现在中国有两部相关的法律:《文物保护法》和《水下文物管理条例》。这两部法律被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中国法律对于位在所有水域里不同的位置、不同来源的沉船、沉物或人类遗址,都有详细的所有权、管辖权的规范,非常清楚且合理,远远超越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2010年3月中国已经批准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国作为水下文化遗产的大国,应及时、主动展开全球谈判,按照公约调整我们本身的法律,并把我们法律中的上述优点推介到其他国家,把全球海域中的中国文物都妥善保护起来。
    
深海矿物资源保护除油气外,各种稀有矿物都应以战略眼光看待
    
    深海里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除了石油天然气开发了一部分外,还遍布着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天然水化合物(冰晶甲烷)、磷肥、贵重金属等。太平洋尤其是南太平洋海底储量非常丰富,各种金属的含量足以支撑2000年、4000年或6000年之用。在夏威夷东南方,中国拥有两块深海矿区。得到开采权的原因是我们和其他6个国家和地区是联合国承认的先驱者。目前,大家在深海矿区的开发利用上已投资大量资金和技术。在争夺矿资源的同时,中国需要率先拓展我们的国际合作,推动深海环境生态的保护。因为中国人口最多,任何环境问题和我们都息息相关。
    
    其中尤其要追求研发深海海底生态的最小扰动技术。中国人曾经在三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概念,还应该在国际海床管理局继续推动,以避免某些贪图近利的国家因开采深海资源而造成对整个大洋环境的影响。
    
    对于我国沿近海海域最好是采取一种少开发、晚开发的策略;但对于东海和南海却不能过度推迟,因为邻国已经在开采,不做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在和平竞争中,仍然有机会落实共同开发的理念。
    
    对南海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主动规划合作开发区。现在都是西方学者在规划怎样开发南海。我相信,在未来的2、3年里,中国学者一定会用图形和文字,精确地将南海潜在开发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共同合作开发资源的概念和界限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相关国家解决南海的问题。
    
    当然,建人工平台、海洋风能发电场,也是我们必然要走的道路。中国是高耗能国家,一些北欧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上已遍布风力发电机。我们还正在开始,亟需迎头赶上。
    
深海基因资源至今仍有诸多神奇秘密等待开发
    
    在深海,火山喷发口温度极高,也有些地方温度极低,有些地方压力极大,可是许多生物还能蓬勃地生长。这些神奇的生物如此特殊。如果人类能破解其中的基因并延用,或许将来人类也可以吞一粒药丸,救火不怕烫,冰窟不怕冻。
    
    深海里有50万到1000万的物种,人类仍无法认识。陆地8000米高山,飞机可轻易飞越,但深海11000米深谷,人类至今无法到达。在陆地资源即将匮乏的今天,海洋提供了宝藏,但还无法轻松利用。在深海资源开发上,我国投入有限,2004年到2008年,美国一家私人基金会就投入1.3亿美元做研究,同期中国仅投入1000万人民币。近年来已有所增加,但力度似乎还不足。
    
    海洋还是一个丰富的药库。海参、牡蛎、海藻,很多物质都是抗癌的良药,只不过我们尚未很好利用。一些海绵状的生物提炼物能治疗糖尿病,珊瑚礁提炼物能治疗气喘、关节炎,某一种夏威夷的珊瑚礁里有一种剧毒,可用来攻克白血病、高血压;南海中一种软珊瑚能降血压、抗心率失常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有待我们中国人去加紧争取、利用。
    
航运安全和国防战略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立法,维护本国利益
    
    航运和国防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少海峡堪称是我国的生命线。
    
    ——台湾海峡中间有专属经济区,任何船舶甚至飞机都被允许通过,因此在交通、航行、飞行管理上都存在重大问题,尤其是日本九大核电厂的核废料,秘密包装后送到英国和法国工厂做再提炼,往往偷偷通过台湾海峡运输出去,我们难以管理。核废料的运输以及船舶压仓水的排放以及垃圾,构成了对台湾海峡的威胁。
    
    ——马六甲海峡更是一个重点,南段为领海海峡,中段和北段是专属经济区的部分,与印度洋海盗防治息息相关。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集装箱船经过。美国以和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来换取航道管理的便捷,日本用捐钱参与马六甲海峡的管理,我们如何参与?我们也应该参与国际合作,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
    
    ——对于南海四周的八个海峡以及东海、黄海以及连接邻国的众多海峡,通行权利一定要维护好,这是我们的生命线。
    
    ——北方航线的开发更是一个新热点。由于北极升温,冰层融化,今年7月15日到11月3日,北极航线已经开通试航了。它改变了传统世界航线,不必穿过马六甲海峡、好望角前往欧洲,而是从东海出发,进入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再向北经白令海,穿越北冰洋。这条航线路程直接经济,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不可等闲视之,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最近已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进行研究。明年国际海事组织也将出台一个新的公约来确保北极航线的安全,首先不能让船触冰沉没,泄油污染海洋;其次不能违反沿海国家相关的专属经济区法律;第三要保护航道环境;并尊重冰封海域沿海国家对环境与资源享有的立法权等。
    
    ——对于群岛水道的通行权我们必须研究和追踪。台湾在东沙和黄岩岛划了基线。大陆在西沙群岛也划了基线。按照公约我国的这些水域不能称为群岛水域,但我们可以力促非群岛国家的群岛水域合法化,这样才能允许外国的船舶享有航行权利,对其他邻国有利,对中国而言则是一种退让的姿态,有利解决南海纠纷。实际上非群岛国家而有必要主张群岛水域的,还有瑞典、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国。
    
    ——关于我国商船、渔船都经常在海外面对不当的武力执法问题,我们应推动国际立法,促使各沿海国家对过去习惯法里早已存在的“比例原则”认真实践,并建立一个有执法细节可依的海洋执法公约,以改善海上安全环境,保护远洋渔民和各类船舶的航行安全。
    
中国边缘海的纠纷
    
    中国在东海面临油气资源纠纷和钓鱼台主权争议的话题,在此不多展开。南海问题更复杂,有7方出面争夺岛礁主权、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这里重点谈主权。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之间签署了南海宣言,但是宣言没有解决所有争端。个人认为,南海的问题必须分三个层级来看:第一个层级是整个南海,它是一个半封闭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3条明白规定,半封闭海各沿海国有权利义务相互合作协调、磋商、共管海域事务;第二层级是U形线内中国的历史性水域,中国在这水域享有诸多优先权利。第三个层级则是U形线内的岛礁和其领海,按照国际法,是中国的主权领域。
    
    无论东海还是南海,我们都奉行“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愿意共同来管理并享受这个环境及其中资源,这是中国人“大同”思想的延伸。
    
    虽然北部湾完成了划界,但事实上纠纷还时常发生,在现实的国际环境里,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主动说服和协调这些国家。
    
我国是“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在海洋的方方面面都并不占优势。建议大家今后不要自称是一个“海洋大国”,它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但我们必须先以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家的姿态出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海洋地理不利国家”和“陆封国家”(没有海岸线或者是海岸线相对来说比较短促的国家)给予种种的优惠。中国虽然还不能被称为海洋地理“不利”国家,但确实是一个“相对不利”的国家。
    
    同时,我们必须全面加强海洋的科学研究;关切其他东亚国家附近海域问题,因为他们的海洋问题、资源与我们息息相关;改善国际形象并主动参与国际海洋纠纷的解决机制;加强海洋事务的人力与海洋法政人才的高等教育;当然,台湾要更主动参与中国整体的海洋事业发展,因为它是中国唯一面临开阔大洋的岛屿。
    
听众提问  面对海事纠纷,需低调应对、合理报复
    
    东方早报记者:我国应采取何种态度应对海上军事纷争?
    
    傅崐成:“共同开发”、“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我国应对海上纠纷的立场,这个立场保障了我国在过去30几年来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我们是海洋地理位置相对不利的国家,处理海上纠纷越低调越好。
    
    但是,国际海洋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在坚守法律立场的同时,不能继续用沉默的态度处理一些问题,我主张采取“合理的报复”,就是“合法”对“合法”,“不友好”对“不友好”。比如美国海军经常以军事测量为名进入我专属经济区水域,搜集我海底地形地貌与水文信息。这是重大的国防利益侵害。按公约规定,进入他国专属经济水域进行“海洋科学研究”,都必须获得该沿海国的许可,但美国号称自己是做“军事探测”,不是“海洋科学研究”,所以拒绝申请许可。印度国防部也曾发表白皮书,抗议美国这一做法。中国多次提出抗议,但效果甚微。依我看,对这样的无理侵犯,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合理报复:先公开宣示原因,再大张旗鼓地作势到夏威夷岛附近进行同样的军事测量行动,以国际法上的合理报复,凸显出美国的做法不当。
    
通过加强渔业管理,推进渔业现代化
    
    通信从业人员:如何推进我国渔业现代化的进程?
    
    黄硕琳:一是要掌控渔业资源。二是要掌控先进技术。三是加强渔业管理,目前这点很落后。
    
    傅崐成:我同意加强管理,这是重点。此外,民营化过程中产业自律的问题很重要,远洋渔业的发展一定要借助民间力量,所以我一再呼吁要保护渔民,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民愿意投入渔业。
    
推行渔船观察员计划,完善渔业数据
    
    提问:国外渔业方面的数据都会在官网上公布,我国的数据却不容易找到,对于改善我国的渔业数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此问题获得本期文汇讲堂“最佳提问奖”)傅崐成:凡不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国防等重要机密的资料应该要尽量公开。
    
    现在全世界在推行观察员计划,有利于区域渔业的健全发展。派一个观察员在船上,记录捕鱼的时间、地点、尺寸、重量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从而使所谓的预警原则得到体现,前述“管理参考点”和“养护参考点”才有依据。
    
    黄硕琳:我们确实存在管理不到位,统计数据有水分的问题。可借鉴美国的渔业统计方式,他们往每条渔船上派观察员,在海上工作1至2年,取回数据后和官员面谈来判断数据是不是准确。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国暂时没有。
    
开通俄罗斯东北部航道,对中国更有利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我就开辟北冰洋航线的问题作些补充。
    
    北冰洋航道的开通,对贸易大国来讲至关重要。据目前趋势看,开通俄罗斯东北部的航道,可能时间更短,对中国更有利。从上海港到汉堡港,如果通过苏伊士运河,有14000多海里,如沿着俄罗斯北部航道通行仅7900海里,经济效益非常大。在欧洲,万吨以下货轮一趟航行可节省30万欧元。
    
“海陆联动”,有助沿海、内陆地区共发展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我国的内陆省份如何寻找在海洋中的定位?
    
    黄硕琳:我国有“海陆联动”的发展战略,把沿海区域和中西部地区一起开发。在海洋开发的过程中,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往东部转移;另一方面,海洋的开发也帮助了内陆旅游的发展。
    
    傅崐成:就如陆地交通布局时把沿海地区和内陆连通在一起一样,可以适当把部分海洋产业,如深加工的部分往内陆移动。中国也有很好的水运系统,如长江,有助于将国家的整体发展延伸进入内陆省份,并不只造福沿海省份。
    
嘉宾对话  中外历史证明:向海必兴,背海必衰
    
    黄硕琳:傅教授的演讲涉及到海洋渔业、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能源、海洋基因、水下文化遗产等各方面。其中的风能,大陆正大力发展,海上已经建了很多风电厂;深海的基因资源,同济大学正有团队在研究。另外,傅教授提到了航运、国防等海上安全,提到中国边缘海的问题,涉及面之广、全、深,足见知识之渊博。
    
    《海权论》的作者马汉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个论断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当今世界上的强国都是海洋强国。我国历史也证明:向海必兴,背海必衰。唐宋提倡海上贸易,因此繁荣强大;明末实行海禁,国家就慢慢衰落下来。
    
年轻人的海洋意识要从接触海洋开始
    
    黄硕琳:依您看,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包括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海上作为,是否适合中国目前的地位,应该最先加强哪方面?
    
    傅崐成:海洋意识的建立是当代中国人必须优先正视的。这需要从年轻人的海洋教育抓起。参照国家在过去10到20年对环保意识的普及效果以及上海世博会前后的文明素养提高,就知道教育是有效的。
    
    教育要分为两方面,教育领导者是第一核心,可从海洋的权利义务、技术研发及利用做起。这类教育要普遍化,今天这样的普及型讲座就很有意义。第二是让年轻人更方便地使用海洋。去亲近、享受海洋时,自然会热爱海洋、重视海洋了。
    
    国外常有某15岁少女独立航行全球,某18岁少年跨越大西洋的新闻报道。我们为何没有?因为缺少海洋冒险精神。欧美国家有很多动力小船,耗油量很低,价格也不高,操作起来与开手排档的汽车一样有趣,最重要的是这能让年轻人亲近海洋。要改变年轻人爱宅在电脑前的现状,我们需要鼓励发展海上休闲运动,逐步改变整个民族的体质。
    
未来我们的粮食库可能一部分会在海里
    
    黄硕琳:我国目前涉及的海洋产业约有23个,包括海洋石油、海洋化工、海洋盐业、滨海旅游和海洋建筑等,傅教授认为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哪些产业对中国更重要?
    
    傅崐成:从环境保护、永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航运管理最重要。前面提到的海洋环境污染,发生事故往往都在于海上平台或船舶。船源污染对环境造成最大的影响,对水产食物与环境保护有直接联系。另外航运产业的产值很高,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国家,上海港上个月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航运吞吐量。
    
    黄硕琳:我曾就此请教过联合国的一位助理秘书长,他毕生从事海洋事业,也是世界海洋组织主席。我问他渔业和海底矿产哪个更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生物资源,就是水产。理由是海底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海底天然气可能50年后就没有了,但是海洋生物资源是可再生资源。陆地资源正在被耗尽,要养活今后增加的人口,蛋白质需要从海洋里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海洋资源列为今后的战略资源,不只是石油、天然气,海洋生物资源也位列其中。
    
发展远洋渔业需争国际话语权和提升自我
    
    黄硕琳:近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远洋渔业作为发展战略。但国际上对渔业,特别是对公海渔业限制越来越多,国外专家批评我国的政策是逆世界潮流,傅教授怎么看?
    
    傅崐成:渔业和农业一样,涉及到粮食安全和国家战略问题,是立国的根本。中国13亿人口,渔产品年人均仅20公斤,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准。中国国土中不少并不适合农作和畜牧,因此对海洋渔业有很强的依赖,渔业总量也多年居世界第一。1995年跨界鱼类种群管理养护协定通过以后,迄今全球已经没有哪块海域没有区域性的协定或安排规范了。现在中国要开发任何新的海洋渔场都很困难。
    
    比较可行的就是去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付费捕鱼。专属经济区海域离陆地较近,渔业资源较丰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发展远洋渔业。在国际公海水域,各国分配捕鱼限额,是根据过去的捕鱼实绩而定,这方面我国不占优势。
    
    当然,要进入他国的专属经济区水域付费捕鱼,必须还要先改善我们的渔业素质。台湾所有的远洋渔船都已安装了卫星定位仪(VMS)。大陆还没有完成这一管理工作。我们还得要教育渔民尊重他国的主权性权利,要提升自我素养,用更好的技术减少污染,减少船只碰撞率,减少渔民占用国际呼救无线频道聊天等,这样最终才可以从远洋中获得更多资源。
    
    黄硕琳:我国大陆现在的远洋捕鱼产量每年100万吨,台湾仅2300万人却有80万吨。我们在公海以及远洋方面的渔业资源占有量很小。我日前参加了国家海洋发展战略高层论坛,觉得远洋渔业发展要做到几点:一是争取在更多的国际渔业组织和区域渔业组织里的话语权。二是建造一支在国际上负责任形象的远洋船队。要有远洋注册;要教育渔民遵守国际的法规;自身的法律对违规行为要有惩罚措施;要加大对远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投入力度。
    
    (本版内容据12月18日文汇讲堂现场演讲整理而成,本版摄影均本报见习记者  叶辰亮)
    
    12月18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博士(SJD)、海洋法专家傅崐成教授登上第38期文汇讲堂,主讲《寻找中国在海洋中的定位》。
    
    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渔业政策与管理专家黄硕琳教授出任本期讲堂的对话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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